钱学森母校加州理工学院一角

第二天，领导一来，我父亲就把他对教育的思考都说了：“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高渊：当时领导听了之后，有什么反应？

钱永刚：那天他从我父亲病房出来就说，钱老的讲话一听就是有备而来，不用花工夫整理，稍微顺一顺，这个发言就是一篇好文章。

高渊：刚才你说，往小了说准备了好几天。如果往大了说，钱老对这个问题思考了多久？教育问题是他晚年重点思考的领域吗？

钱永刚：这个问题是他2005年发问的，但其实可以追溯到1994年，那年他首次提出了“大成智慧教育”。

在我父亲看来，我们的教育太传统，只是教授人们简单系统里的科学与技术知识，以及如何学会用还原论的方法来认识和解决简单系统的问题。但我们面对的，不仅是简单系统，还有简单的巨系统，更有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而系统科学发展的成果，使我们有可能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集人类知识和经验之大成，实现古人所说“集大成，得智慧”的梦想。智慧比知识更高一个层次，如果我们在21世纪真的能把人的智慧尽可能地激发出来，我们就能培养出真正一流的人才。现在回过头来看，“大成智慧教育”是他晚年做的第二件事。

高渊：“大成智慧教育”的核心是融会贯通的通才教育吗？

钱永刚：很多人只知道钱学森是“两弹一星”元勋，其实他还是一个难得的、在各方面融会贯通的通才，他的学识是非常系统的。

钱学森

“大成智慧教育”理念的核心之一，就是新的通才教育观。他对通才的认识运用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强调“通”是在“专”的基础上通，“专”是在广博的基础上再专。学生的跨学科跨度越大，创造性才会越大。他提出，不仅理工科要结合，而且要理工文结合，甚至科学还要与艺术结合。因为科学培养的是逻辑思维，艺术培养的是形象思维，逻辑与形象思维要相辅相成。

“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的另一核心，就是现代科学教育体系。客观世界的知识太多，新知识层出不穷，我父亲晚年将现代世界上的知识横向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军事科学等11大部类，纵向分又有基础科学、应用技术、技术科学等。如此一来，再多的课程也能容纳在这个横纵的体系中。

高渊：如何具体操作，钱老当时有设想吗？

钱永刚：他认为，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成才周期太长。一般来说，都是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本科四年、硕士研究生三年、博士研究生四五年，念完都快30岁了，头脑最好使的阶段被耽误了。

他以他自己读书和后来教学、科研几十年的经验，认为这个过程可以大大缩短。他提出，从4岁到12岁用八年时间完成小学和初中学业，从12岁到17岁五年读完高中和大学本科，然后18岁做一年论文，取得硕士学位即可工作了。如果要念博士学位，可以再学三四年，20岁出头毕业。这就是他理想中的“大成智慧教育”的学制。

高渊：这样的学制会不会只适合于智商比较高的学生，这些年在国内有没有“大成智慧教育”的试点？

钱永刚：现在全国有46所大学、中学、小学分别设立了钱学森班，遍布19个省市自治区。学校根据自身具体情况，结合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理念，提出各自“钱学森班”的建设方案，并付诸实施。

我父亲曾经说过：“我相信，我们中国科学家从系统工程、系统科学出发，进而开创的大成智慧工程和大成智慧学在21世纪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

来源见水印

致力于重建人体科学

高渊：1999年9月18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仪式，为“两弹一星”科技功臣授勋。钱老为何没有出席大会，而是在家里接受勋章？

钱永刚：因为他当时已经卧床三年了。在1996年，也就是他85岁的时候，他去医院体检，医生明确跟他说，钱老您得卧床，骨质疏松了。

高渊：他卧床后还活动吗？

钱永刚：一开始，他上午和下午会起床在屋子里走走，大约半小时。后来这点路也走不动了，坐在轮椅上推着走走，让他别老躺在床上，体态有个变化。

以前，他喜欢跟我母亲到楼下航天大院里散散步。但自从卧床后就不下楼了，他可能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老态。

高渊：钱老年轻时身体好吗？

钱永刚：他以前身体很好，中年时期几乎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到了80年代初，当时取消了中午休息，下午1点就要上班。他那段时间很不适应，因为他很多年来有个习惯，就是中午要眯一会儿。而且，他不习惯在机关吃饭，中午回家吃完饭就要坐上车往办公室赶。那时候，他身体状况明显变差，很容易感冒。

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人体科学。他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更是花了很多精力研究医学。他认为，人体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也要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方法来研究，要重建人体科学这个科学大类。

我父亲甚至认为，医学现代化的实质就是中医现代化。他觉得，西医还是把人体当作一个简单的系统，考虑问题太简单，人体哪有这么简单。

高渊：他有没有为自己对症下药？

钱永刚：这方面他是中西医并行的。中医方面，他跟我母亲学习气功，练了一段时间以后，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

西医方面，他的老朋友加州理工学院的鲍林（Linus Carl Pauling）教授曾来看望他。鲍林是位化学家，拿过两次诺贝尔奖，他有个理论是老年人服用超大剂量维生素有利于健康。我父亲信他，便开始服用。当时负责保障他健康的医生都持谨慎态度，认为剂量太大。我父亲说，我的健康我自己保障，不向解放军总医院领维生素，我自己买。

高渊：超大剂量维生素的剂量到底达到什么程度？

钱永刚：比如维生素C，他服用的是正常剂量的100倍。传统医学理论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人体吸收不了那么多，吃下去又排泄出来了，等于没用，甚至可能产生副作用。但我父亲认为，在化学中，有一种东西虽然参与化学反应过程，但自身不损失一厘一毫，这就是催化剂，维生素就是起催化剂的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到我父亲去世，他一直服用超大剂量的维生素C、维生素E和复合维生素B。国内药厂生产不了这么大剂量的维生素，正好我妹妹钱永真在美国生活，就让她定期买了寄回来。

高渊：你观察下来，这么大剂量地服用维生素，对钱老的身体到底好不好？

钱永刚：应该这么说，直到他98岁去世，脑子都没糊涂。他90多岁的时候，有时候我跟他聊天，他就会问哪个老朋友还在吗，我说，走了。他说，你看他们不听我劝啊。后来，医院也不拦着了，说钱老您就吃吧。我们从美国买的维生素，组织上还让我们报销，父亲说，算了算了，就让永真掏钱吧。

一辈子不喜欢高朋满座

高渊：钱老晚年的性格怎样，喜静还是好热闹？

钱永刚：他这一辈子从来不喜欢高朋满座，这一点和他的导师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完全不一样。冯·卡门不仅科研做得好，还特别喜欢社交，他每到周末一定要开家庭派对，他的日本厨师每周五就把菜买好。跟他交往的都是政府高官、军队将领、企业家、好莱坞明星，等等。

被印在邮票上的冯·卡门

而我父亲从20世纪50年代回国后，朋友圈就非常小，到了晚年，甚至和早先的朋友也很少来往了。但他有个学术小班底，有中科院自动化所的，有总装备部的，还有他的堂妹钱学敏教授，再加上他的秘书，连他一共七个人。他们不定期聚会，我父亲想起来了，就写信请他们来讨论问题。因为我父亲年纪大了，耳朵不好使，打电话听不清楚，所以他宁可写信。他们管这叫“小讨论班”，我父亲晚年的思考，有不少都是跟他们一起讨论过的。

高渊：钱老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钱永刚：他一辈子喜欢安静，最爱的是读书。有一次家里装修，我怕把书弄脏，就全部封起来了。他没说什么，但一天下来都很不高兴。我说，谁又惹您啦？他说，你知道我一天不看书有多难受。我赶紧认错，从一个书橱里抱出一摞书，给他慢慢翻。

他看书的面很广，可以说什么书都看，而且他看书的效率很高。他有个在国外养成的习惯，看书不是从头看到尾，而是认认真真看完序言和第一章，然后翻翻中间部分，再看最后的结论，这本书的内容他就知道了。但你说他看得快吧，哪里有错别字他都能指出来。

他喜欢思考问题，话也不多。但到了晚年，他性格有点变化，也知道闷了，需要有人陪伴。有一次吃晚饭，他问我妈，怎么永刚不露面，又出去了？我妈说，永刚有饭局，请假了。我父亲说，你跟他说，不能老不回来吃饭，以后定个规矩，不能连续两天在外面吃饭。

高渊：钱老对你们兄妹俩从小要求严格吗？

钱永刚：谈不上严格，基本上属于不太管。一是他退休前太忙，没时间管；二是他大概认为用不着管，孩子们挺自觉的，念书也不错，管那么多干吗。我念书的时候，成绩是5分多、4分少，3分是绝对没有的，在他眼里，这就行了。

有一次，新学年开学前，我的成绩册需要家长签字后退还给学校。一般这种事我都找我妈，那次正好我爸在家，我妈说给你爸签，估计是想让我爸了解一下我的学习情况。我爸一翻，说怎么数学只得了4分？我赶紧自我批评，说最后一道题粗心了。我爸说了句下回注意，就没再说啥。我知道，在我爸心目中，语文考4分可以，但其他课是一定要考5分的。

高渊：你母亲蒋英是著名的声乐教授，她跟钱老是一种怎样的相处模式？

钱永刚：我母亲基本上是夫唱妇随，更多是陪着我父亲。有时候，父亲看书看累了，她陪他聊聊天，也会说说文艺界的情况，父亲还会给些建议。

母亲是70岁从中央音乐学院退休的，但还会在家里给学生上课。有的学生唱得好，她会说，去给伯伯唱一首，这主要是想转移我父亲的注意力，放松一下。

高渊：听说他们的房子住了快半个世纪，一直没有搬过家？

钱永刚：我父母是1955年回国的，开始在北京饭店住了几个月。到了1956年初，搬到了中关村，一直住到1960年10月，从中关村搬到现在的航天大院。那以后就没有动过，直到我父亲去世，一共住了49年，占他整个98岁人生的一半。

20世纪90年代，组织上曾打算给他盖个带院子的小楼，这样他不出门就能在院子里晒太阳。但我父亲坚决不肯，他说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习惯了，感觉很好，你们别再折腾我，把我折腾到新房子去，我于心不安，身体能好吗？

高渊：老房子大概多大面积？

钱永刚：300多平方米吧。原来楼里头还住了另外两户，后来搬走了，就给其他工作人员住，包括炊事员、司机等。我父亲卧床以后，还要给护理人员住的地方。

高渊：钱老故去没几年，你母亲也走了。

钱永刚：两年多一点吧。我父亲是2009年10月份去世的，到了2011年12月是他百年诞辰。我母亲一直等着这一天，她在家里祭奠了我父亲，到了第二年春天就走了。

《择一事，终一生》

告别时刻

高渊：钱老人生最后那几年，基本上住家里还是医院？

钱永刚：以家里为主。他晚年确实身体不那么好，很容易感冒。但我们也摸到了一些规律，他一感冒就会发低烧，我们马上送医院，一般挂个水就可以回家了。

高渊：他是2009年10月31日去世的。去世前几个月，身体状况有明显变化吗？

钱永刚：那年他98岁，身体状况都还正常。有一次我们逗他说，老爷子加把劲，咱们当个航天百岁老人，这也光荣啊。他笑眯眯地说，说不定我还真成。

他不觉得自己老了，也没觉得躺在床上生活质量低，他喜欢看书看报，后来还爱看电视。他以前是不看电视的，但有一次跟我提出来，在他卧室装个电视机，还问我买个电视机多少钱。我说别算钱，我孝敬您吧。他听了哈哈一笑。

但他耳朵不好，就让我把音量调到最低，反正也听不清楚。他是真正的“看电视”，视力好。他爱看新闻和体育节目，偶尔看会儿电视剧，就会说不看了，净瞎编。

高渊：那时候，有没有反映他传奇人生的电视剧？

钱永刚：他生前不许拍。有几次秘书说有关方面想拍他的人物传记片，他说你们咒我死你们就拍，这都是死了以后再拍的，你们着什么急？所以，我们看到的拍他人生的电影和电视剧，都是他去世以后拍的。

高渊：钱老卧床多年，一般每天的生活怎么安排？

钱永刚：他的生活很规律，早上6点到7点练一个小时气功，然后吃早饭，吃完再睡一觉，到10点钟坐起来看报，然后坐着轮椅在家里转转。午饭后再睡一觉，起来继续看报，坐轮椅转几圈，躺下再练一小时气功。他一般6点吃晚饭，晚上听广播或者看电视，9点就睡了。

高渊：他睡眠很好？

钱永刚：对，这是他最大的特点。晚上9点睡，至少要睡到早上5点多。

高渊：他去世前几天发生了什么？

钱永刚：10月28日和29日，他出现了呕吐，伴有感冒。根据以前的经验，我们肯定立即就送解放军总医院了。但那次特别不巧，医院高干病区出现甲流，院方说他们要先派呼吸科医生上门，确诊钱老是不是甲流。医生来了，一看说不是，然后再送医院。

更不巧的是，平时他住的二楼病区那天满员了，只能住在一楼。但一楼的医生对他的身体情况不了解，需要重新做检查。一开始情况还稳定，但后来急转直下，马上就发病危通知了，没能抢救过来。

《择一事，终一生》

高渊：作为钱老唯一的儿子，而且晚年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在你心目中，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钱永刚：1986年到1991年那五年我在美国，回来以后，我就一直陪着父母。我父亲把毕生智慧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国家，国家也给了父亲崇高的荣誉。应该说，没有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就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现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他是一个以祖国为重、以家庭为轻，以科学为重、名利为轻，以集体为重、个人为轻的人。

他的思考并不局限在航天领域，他不仅是科学家，也是思想家，他的许多战略思考是跨时代、跨领域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原政委张文台上将曾这样评价我父亲：“思想的先驱、科技的泰斗、育人的导师、做人的楷模。”我觉得，这是在21世纪对钱学森的一个新的概括。

择一事，终一生

高渊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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